中国地灾史料的系统性

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即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在公元前已经化为废墟，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已经灭亡；以后又历经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它们的早期文明只能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中了解。中国与这三国不同，她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到大小篆和隶书。楷书一脉相承，没有西方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差异所造成的考证音义的困难。所以我们在研读古代文字时不会发生含义上的误解。

早在商代(约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中，我们便已有了“灾”字，是灾异之变，已引起古人的重视。实际上，我国古代关于地震等灾害的认识，并非始于商代，(墨子·非攻下》载，帝舜(约前23世纪)“三苗欲灭时，夏冰，地坼及泉”，①《竹书纪年》载：夏帝发七年(约前1831)，泰山震，帝桀末年(约前1767)社坼裂。这是商代以前的事。商代以后，周代，文王八年(约前1189)周都丰(今陕西户县)。周幽王二年周三川、岐山震。

春秋时期(前770—前476)，鲁国有地震六次，晋国一次。(参看《左传》)

战国时期(前475—前221)，由于文献不足，只知前466年晋(即魏)空桐，前280年秦咸阳，前232年秦咸阳，前231年赵乐徐(今易县南)，前230年秦咸阳有过地震。而以前231年赵国的震灾为重。

司马迁作《史记》，虽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但是，在《史记》中并无专记历代灾祥的篇章③。西汉末年，刘向见《尚书·洪范》中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休咎之应”，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在两汉之际形成专门学问。它的内容就是将上古以来到汉代，历史上记载的灾异和祥瑞等自然现象，同当时或稍后的政治得失事件相联系，说成某灾是暗示某事的前兆，是上天的垂戒，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更加具体化了。

班固作《汉书·五行志》，便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进行的。有人统计过，《汉书·五行志》引用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152条，其中论灾异与皇后、妃、君夫人和外戚有关系的31条，论灾异与君主失势、国家败亡有联系的39条，也保留了刘歆(刘向之子)论《洪范五行传论》的材料73条。这些都是有意识、有目标地针对当时专权的外戚家族的。

自班固的《五行志》之后，历代史家也都在自己所著史籍中设立这个项目。如在传世的二十五史中，有《五行志》的有《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①、《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只有北魏的《魏书》为《灵征志》，《清史稿》为《灾异志》。无《五行志》或无志的史书有《三国志》、《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北史》、《南史》、《新五代史》，它们都无记载灾祥的专门篇。

无《五行志》的朝代的灾异有的为其后朝代的史书所补记。如《晋书·五行志》收录了三国时代的灾异，《隋书·五行志》收录了梁、陈两代的灾异，而《汉书·五行志》又记载了春秋至秦的灾异。所以，我国的二十五史系统地保存了西周晚期、春秋以至清代的灾异史料，时间的跨度是从前780年(周幽王二年)至1911年共2691年，再加上1911年以来的近现代记录，则有2776年。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我们可以藉以研究历史灾异的优越条件。

除了《五行志》外，历朝帝王《本纪》也都记载当时重要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山崩、地裂等地灾，可以与《五行志》综合参考，并有互相补充和刊校的作用。

从宋代晚期开始，我国各府、州、县相继修纂地方志，如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等，这些地方志书也都列有当地的“灾异”、“灾祥”等篇目，记载当地历史时期至修志时的灾害、灾异事件，可以补充正史《五行志》之不足。宋代的地方志现存已少。但元、明、清的地方志保存尚好，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几乎遍及全国各县甚至县以下的重要城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还有几部系统记载历朝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演变沿革的资料汇编专书，那就是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735—812)编纂的《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其史料都是从远古收集到各自成书的唐代、宋代和元代。在他们之后都有人进行续编，如清代嵇璜的《续通典》和《清朝通典》；由嵇璜编辑《续通志》和《清朝通志》；由明代王圻编纂的《续文献通考》；清代官纂的《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代刘锦藻编纂的《续清朝文献通考》，共计十套，所以又称《十通》。《十通》系列中《通志》有《灾祥略》，《通考》系列中有《物异考》，系统地整理了自上古以来至清末的灾异、灾变等灾害事件。

此外，清朝康熙年间还组织编纂了一部庞大的类书，即《古今图书集成》。它的《庶征典》共188卷，也系统地整理了周至明历代的灾祥系列，其中除了正史的《本纪》和《五行志》中的史料外，还收集了地方志及其他文献中的灾害史料，比较系统，使用起来也很方便，但缺清代的史料。①

以上是系统的史料。还有一些不系统的史料，如先秦时期的《墨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汉代早期的《淮南子》等书，以及历代文人的笔记史料等，也往往记载着一些比较详细的灾害史料，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古代灾害史的不可缺少的资料。

这里还得回头来谈谈正史(即二十五史)中的《五行志》等史料，虽然在班固的《汉书》中首开其端，而且是以“天人感应”和“天谴论”的思想指导编纂的，目的是强调“天人合一”，以推尊皇权的神圣和神秘性，以利于封建统治。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为后世系统地积累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自然灾害、地震、山崩、日蚀、月蚀、新星、客星、彗星、陨石等对科学史研究、灾害规律的研究以及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等等研究具有珍贵参考价值的资料。值得指出的是《汉书·五行志》中的把阴阳五行附会政治得失的思想，从宋史《五行志》开始，便逐渐被摈弃。《明史·五行志》序中更明确地声明：只“著其祥异，而事应及旧说之前见者，并削而不载云”。就是说，在《明史·五行志》中，只载各种灾害的具体史料，不将这些灾异事件同政治事件联系起来，说某灾是上天对某一政治事件的暗示或征兆，凡是勉强附会的内容均删除不载入史册。这也说明史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和进步了。《明史》是从清初顺治二年(1645)，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四年(1739)，经过90多年修纂、定稿和刊行的。他们在250多年前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清史稿》则直称《灾异志》，可谓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