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用 ２０ 年的时间认识了东方、认识了中国，欧洲人却用 ２００年的时间才真正认识了马可・波罗。

    还是在马可健在时，因为他讲起中国的财富和人口等，动不动就用“百万”的数词，所以人们滤称他为“百万马可”，称他的住所为“百万邸宅”。后来舞台上有演员扮作他的模样说蠢话以取笑于观众，甚至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也把马可作为蠢家伙来嘲弄。《马可・波罗游记》虽然销量很大，但大多数人还只是把它当做《天方夜谭》之类来欣赏，真正识货者的出现，还需要等待……

    早在十世纪初叶，阿拉伯帝国就已将版图扩大到东至印度西部，西至北非的大西洋沿岸。西北非的穆斯林——摩尔人渡海北上，打进了欧洲，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西方基督教世界为了驱逐伊斯兰教徒，从１０９６年开始组织“十字军”，打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圣战”。战争的目标并未达到。但战争使基督教世界的人们突破了原有的视野，窥到了东方世界。当他们看到阿拉伯帝国从东方大量输入的丝绸、香料、瓷器、宝石时，真是垂涎三尺。

    阿拉伯帝国占据交通要道，垄断着东西方贸易。他们将东方的商品沿印度洋航路，经红海和埃及运抵地中海沿岸，转售给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后者再将货物倾销到欧洲各地，层层牟取暴利，欧洲几乎完全被屏蔽在商业壁垒之外。“圣战”未胜，壁垒反倒加厚了。

    到马可・波罗衣锦还乡时，西欧多数王国对“圣战”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急需得到东方的物产。这种需要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那时候，他们在冬天极难获得新鲜肉类，大多数人只得食用风干或熏制的肉类。这种肉又干又硬，且有霉腐味，需要用东方的香料来调味，人们还相信香料能治传染病，所以需求量很大。此外，当时欧洲人一般穿粗制的毛织衣服，洗涤困难，易生虫，东方的衣料则舒适轻便，易洗易干。还有，当时的聚会场所的地面都是铺碎石，人站在上面非常不舒服，很希望得到东方的地毯。

    更重要的原因是对黄金的需要。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货币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国家和贵族的公私开支要用货币支付，农民用出卖农副产品得到的货币交付地租，商人和手工场主则要积累更多的货币资本，以便扩大营业规模。社会上的一切都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流通货币总数的变动，常会影响物价，造成重大经济变化。在这时，贸易与工业的发展，常会因通货和信贷不能随之扩大而受到阻碍。一切国家和个人都希望得到尽量多的黄金。在１３００－１４５０年间，欧洲的金矿、银矿产量逐渐减少，大量资金外流，人们更加深了对黄金的渴望。

    待到１５世纪，一方面是欧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要，使得他们急迫地发展对东方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兴起后，连意大利城邦国家控制的地中海贸易通路也被堵塞了。这就迫使欧洲人横下一条心——向大西洋要“路”！而且必然地共同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伊比利亚半岛。

    这时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有四个国家，格拉纳达王国是伊斯兰教徒的最后据点，卡斯提尔王国忙于与格拉纳达王国的边境防卫，阿拉贡王国只热衷于地中海沿岸的航行，这就只有看葡萄牙了。

    葡萄牙在１１４３年获得独立，１３８５年由裘安一世继承王位。他及其断承人击败了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使葡萄牙成为政治上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具有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商业资产阶级在摆脱了封建割据的桎梏之后，原有的近海贸易已远不敷需要。急切期望着开辟新航路，以打破阿拉伯人对香料物产贸易的垄断，并渴望到非洲去寻找传说中的“金河”。

    从航海实力和技术上看，葡萄牙自独立后就立刻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至１３００年之前，已拥有数艘战舰，训练了不少船长和水手，并且雇佣了数十名经验丰富的热那亚领航员。往来于英法之间的商船也与日俱增。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于１３世纪传入欧洲，１４世纪已普遍用于航海。造船术也有显著进步，多桅快速的卡拉维尔帆船可自由航行于海上。

    然而，只有上述条件还不行。因为人们囿于中世纪形成的地理观念，对未知的海洋有畏惧感。古希腊人绘制的地图，在直布罗陀海峡画有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举着路牌，牌上写着“到此止步，勿再前进”。公元前一世纪时，有位名叫波斯顿尼亚的人，曾航行到西班牙的海边，只是要考察太阳在大西洋降落时是否会发出“嘶嘶”的声音。千余年的时间过去了，旧有的观念很少受到冲击，人们就还把它当做真理来对待。即便是冒险性很强的葡萄牙人也不敢将船驶入大洋深处。他们只到过离伊比利亚半岛１３００公里处的加纳利群岛，再远将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是未曾想过的。航海需要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但尚未冲击中世纪的葡萄牙人，也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处于愚昧之中。

    这些知识是有过的，那是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地圆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埃拉托色尼计算出的地球周长，托勒密的天文学、地理学巨著，对于发展航海探险事业都是至为宝贵的。

    罗马帝国曾保存过希腊的学术遗产，但在蛮族入侵之后就在战火烽烟中散失了。幸好，拜占庭帝国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古籍，伊斯兰教徒征服拜占庭后也保存了这些珍贵的战利品。其中重要的著作都逐渐被译为阿拉伯文，其抄本送到由他们控制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几所大学。这些大学原来只收伊斯兰教徒弟子和早年迁居这里的犹太人。当基督教徒重新占领这个半岛时，这些经典文献又重新回到欧洲人手中。十字军远征期间，伊斯坦布尔所藏经典也直接传回欧洲，１２世纪就掀起了一个大翻译远动，古希腊文明借着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字渐放光芒。

    １４０７年，托勒密的《地理学》抄本传到西欧，两年后被译成拉丁文，随之兴起了一股研究风气。但此时印刷术尚未传入欧洲，抄本数少价高，能得到和能读懂的人极其有限。大部分人还认为大地是平面，守着这一观念，人们就只有沿着旧有的航线行船，因为大西洋的尽头是死亡线。

    凡探险者，是难免有死亡的。不过，只有那些虽有生命危险却也有成功希望的冒险才是值得的。如果是明知走向死亡而无成功的希望，谁还肯奔向这个目标呢？

    这时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迷信观念，这需要科学，需要一大批人不仅有出自各种目的而激发的探险精神，而且要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用以指导航海实践。如何造就这样一批人呢？谁有勇气、有能力在愚昧黑暗中踏出一条光明之路呢？
　　本文标题：“航海王子”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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