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5年正当批判人文地理学高潮迭起之际，我在大学的一门必修课，称作“人文地理学批判”，它不是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某种学术观点、思想和流派，而是批判这门学科，并给予全盘否定，满篇都是政治大帽子，诸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为帝国主义服务”、“伪科学”等等。给当时青年学子们纯洁的心目中，造成了“人文地理学”与“恶魔化形象”等同的极坏影响。这样，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大地上便无立锥之地，被逐出地理学界。那时老师授课无讲义，更无教科书（也许奉命而教，违心讲授），我的笔录较详，还被一位报考留苏同窗借去参阅。嗣后我赴莫斯科大学学习，并没有感受到像国内那样剑拔弩张的学术氛围。实际上，当时苏联地理界已在起变化，随即出版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导致原苏联统一地理学的复兴，出现了地理学的生态化，经济地理学的社会化，并以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名义在原苏联恢复了人文地理学。

　　极左思潮在地理学界某些人群中泛滥，造就一些专门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学术新贵”，直到中苏关系破裂若干年后还在肆虐，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被践踏和蹂躏。文化大革命中连经济地理学也不复存在，研究队伍被迫改行。

　　1979年底至1980年初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堪称现代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300多位地理学家出席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收到900多篇论文。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李旭旦先生的《人地关系回顾与瞻望——兼论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和吴传钧先生的《地理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又名《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揭开了我国复兴人文地理的序幕，迎来了人文地理学的春天！

　　李旭旦先生在报告中指出：“30年来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各个部门都得到长足进展，但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则仅仅是一花独放，这个局面似应有所改变”。李先生进一步阐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地理、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民族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疾病地理等，近年西方国家还出现感应地理、行为地理学科，内容极为丰富。人类除经济生活外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文娱生活等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结构也不限于生产配置，还存在着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因此，仅仅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但是不足以概括人文地理学的全貌”。因此，李先生疾呼：“应该复兴全面的人文地理学。这决不意味着要恢复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的各种人文地理学流派，也不在于全盘照搬现今流行于西方的以福利为出发点的人生地理学，而是主张参考现代人生地理学的革新方向，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创立一门中国式的人文地理学，其内容应在正确的人地相关论基础上，分析研究如何按照自然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地使自然为人类谋福利，而不受自然惩罚，把自然环境引向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的方向，研究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区内的有关人文地理论题等”。

　　如果说在复兴人文地理学中，李旭旦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那么，吴传钧先生则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组织家和实践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80年代扩展为经济地理研究部），则在经济地理的大旗下，掩护发展了人文地理学的主要领域，除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外，还有人口地理、城市地理、历史地理、世界地理等，一个研究室竟有近60名研究人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传钧先生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地理学研究目标是协调人地关系，重点在于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优化落实到地区综合发展基础上，探求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行为与调控机理。其主要内容包括：（1）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结构和发展趋向的理论；（2）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与风险分析；（3）两大关系间相互作用和物质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和整体调整的途径与对策；（4）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5）根据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以及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结构潜力，预测特定的地域系统演变趋势；（6）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7）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从而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研究方法，使人文地理研究得以升华。
　　本文标题：《我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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