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视的是，自16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殖民地不断扩大，伴随这种大扩展，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不少新的地理知识。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ui，1552～1601）、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1559～1654），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法国人白晋（JoachBouvet，1656～1720）、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等。19世纪以来还有不少西方学者来华考察，对中国地学（包括人文地理）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斯文·海定（Sven Anders Hedin，1866～1952）、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n，1870～1946）与德日进（Teilard de Chardin Pierre，1882～1955）等。

　　20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家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人文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其中自然会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竺可桢先生作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既是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者，同时又是开拓人文地理研究的先驱。他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1916）、《气侯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1922）、《天时与战争之影响》（1923）、《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1926），是竺老早年对人地关系之论述。丁文江先生的《关于中国人文地理》（1923），张其昀先生的《中国人之传统》（1926）、《人地学论丛》（1932）、 《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1935）、 《论中国之人地关系》（1947），翁文灏先生的《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1929）和《中国人口之分布与土地利用》（1932），胡焕庸先生的《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安徽之人口密度与农业的区域》（1934），黄国璋先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1941），李旭旦先生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1941），王成组先生的《人生地理学的派别问题》（1941），周立三先生的《农业地理》（1942），吴传钧先生的《中国粮食地理（1942），陈尔寿先生的《重庆都市地理》（1943），任美锷先生的《建设地理新论》（1946）等等，对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建设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以刊物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季刊，1942～1949年共出6卷，发表论文136篇，其中人文地理学论文即有56篇，若把地理学通论、地理学思想史、区域地理、外国地理、地理教育等论文计入，则人文地理论文居于绝对优势，这种格局和国外地理学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人文地理学名著方面也做了不懈地努力。30年代初王海初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等所著《人文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30年代中任美锷、李旭旦先生翻译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La Geographie Hu- maina），陈健民先生翻译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所著《地理环境之影响》（Inflences of Geo-graphic Envrionment），葛绥成先生翻译澳大利亚地理学家泰勒（Griffith Taylor）的《环境与人》（Enviroment and Race）（也译为《人种地理学》）等，在近代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起过不同的作用，特别是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所提出的人类在地球表面所做的事业按三纲六目人地学基本事实来阐述，并指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也可影响地理环境，影响程度随科技发展水平而异。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与作用是相互的，而人类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在中国影响十分深刻。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造就“一边倒”和“学习苏联”的大气候，在地理学界，尽管对推动现代中国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功不可没，可是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是一场劫难。某些人把原苏联30～40年代非常时期的学派之争，生搬硬拉强加于中国地理学界，且无限上纲，恣意扩大，以致把人文地理学赶出学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历史悲剧！
　　本文标题：《我国人文地理丛书》序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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