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看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府部门组织的人口迁移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同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区别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许多地区将开展大规模的国土整治，生产建设的重点也将不断转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由政府组织的人口迁移相配合，其作用绝不是个人的、企业的和自发的人口迁移所能代替的。前文中曾提到最近几年甘肃、宁夏、广东、广西等省、区由政府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贫困地区的环境移民，最近又开始了长江三峡大坝库区的大移民，都说明了这一点。据报道，自1988年到1992年，全国通过有组织的调配工作，为经济建设各条战线输送人才273万人，其中支持国家重点项目或重要工程26万余人，支援老少边穷地区17万余人，也说明由政府组织的计划性移民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由政府组织人口迁移必须十分慎重，今后除非很有必要，一般不必要再由政府组织大规模、远距离的移民，以适应实行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在国家建设确有需要而生活条件又较差的地区，对移民应给予合理的补偿，其劳动年限也不宜过长。政府的作用应更多地放在引导、规划、法治、基础公用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综合机制的健全上，也就是在人口迁移中只起间接的促进和辅助作用，具体事务包括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应由企业或移民本人按市场经济法则自行承担。

　　为了促进人口迁移发展，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应逐步改革。在国外这种制度一般只具有掌握人口动态、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在中国却增加了控制人口迁移、分配生活资料、引导就学就业等功能；二者相比，中国的户籍制度具有过多的附加功能以及固定性、等级性和价值化倾向，它不利于人口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迁移流动，必须逐步修改完善。

　　最后应予指出的是，制约中国未来人口迁移基本态势的因素，除了经济发展速度和生产力水平外，主要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关系和地区差异等方面。要看到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工商业地理区位对人口和投资分布的影响已日趋增大，倘若不跳出本乡本土那一隅之地，去寻求最佳的发展区位，就难以获得能适应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经济效益。近年来人口和投资大量涌向特区和沿海沿江开放城市，就体现了这个大趋势。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人口多，农民比重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在相对的不发达状态，在这段长时间内，虽然工商业地理区位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会逐步增大，但对之具有更本质制约作用的同过去一样仍将是土地承载力或粮食生产能力，如看不到这一点，恐怕会出现大问题。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和工业地带，农业区人口则远为稀少，中国无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演化，但这需要经历很长的过程，如操之过急将不利于人口迁移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反，还会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