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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人文地理创世纪;江河海,力学地质写春秋(7)

时间:2010-01-29 01:46 来源:未知 作者:云中雪 责任编辑:地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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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 年,L・斯坦普完成了英国土地利用调查图,他把六英寸比一英里的填制地图缩成一英寸比一英里,然后印制发行。

    从1931年开始到1935年,这一项调查基本完成,只花了五年时间。

    二次大战一开始,这些地图的重要性即被发现。农业部为了尽可能在战时做到自给自足,就根据图上所示的可能性迅速增加了小麦种植的面积。在战后,这些地图又被用作进行土地规划,重建和规划新工业城市、旅游地区及交通线的良好参考资料。

    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非常重视地理科学在建设苏维埃中的作用。他认为地理学是设计新型经济所需依据的必要知识,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可用以划分合理的区域,从中建设起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1921年,列宁命令所有的中小学内都要教地理课。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再有人主张把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裂开来,理由是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不同,二者决不能合成一门学科。

    其实,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无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村村落,一棵树甚至一棵稻秧,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也就是说,在组成地区特征的复合统一体中,自然和人文不能分开,也无法分开。

    1913年,英国地理学者赫伯森写道:“我们不可能将一个居住区及其居民分别考虑而不从整体中减去一个主要部分。……将整体分割为人及其自然环境是一个凶杀的行动,……这样分割以后,活的整体不再存在,而只是某种死的和不完整的残部了。”

    1922年,维达尔在他的《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总结说:“人文地理学因此不是一个排除人类的地理学的对立物。实际上,除了在专业人员的心目之中以外,这种观点从来没有存在过。”

    在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地球上几乎没有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界已成为社会化的自然界,人化了的自然界。这是人类的胜利。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人类和环境所处的关系却往往不协调。人们没有节制地开垦土地,滥伐森林,过度地放牧草原,造成了严重水土流失,引起了破坏生态平衡的恶果。此外,如不合理的灌溉引起土壤碱化,工业都市出现的严重的三废污染等,也都是人类无视环境所遭到的报复。

    如何协调人地的关系,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美丽安宁的世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192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派克等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态学”。在这里,“生态”的意思是“人和住所”。而生物学家则用它来表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学家则还其本意,把它理解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1935年,派克等三人合编《城市》一书,他们认为,城市的空间环境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由于空间布局不合理,有可能导致城市问题的产生,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应从改善城市环境入手,即社会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来解决。换句话说,城市布局合理,空间利用适当,居民生活方便,社会问题就减少。

    1922年,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认为,地理学就是人类生态学,他把地理学分为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三大分支。

    社会地理学又分为人口地理学与聚落地理学两个分支。聚落地理学又分为村落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两部分。前者主要研究农、林、牧、渔,它们都离不开土地;后者主要研究工、矿、运、商,它们都取决于位置和交通。

    1935 年,英国学者斯坦利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他认为,生物(植物、动物、微生物)与环境(土地、空气、水等)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学不光只是停留在研究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方面,还应该研究生物与环境构成的整体,即生态系统。

    庐山,以其挺拔秀丽的丰姿,屹立在长江南岸的鄱阳湖畔。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风景胜地。

    1935年初春,又是一个迷人的春天,但见蜂惹花枝,蝶唱柳丝,无数前来观光的人,在这里流连忘返。

    这时,一位40多岁的中国人,领着一群老外也来到了这里,奇怪的是,这位中年人没有带领他们去领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风光,而是领着他们来到了月轮山东西两侧的平底谷地。

    这一行人仔细观看着堆积在谷地中的粘土和砾石,而且一边走一边在讲着些什么,还有人不时停下来拿起一块砾石,大家激动地争辩着……这位领头的中年人,便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开创者李四光先生。那么,他领着这一行人,来到这荒凉的山谷里做些什么呢?

    原来,本世纪20年代初期,李四光先生根据自己在中国华北的多次地质考察,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于是在1922年发表了“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当时,国内外的地质界权威们对此却不以为然。

    李四光先生却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觉得必须拿出更多的证据,来验证这一点。

    李四光先生带领他的学生,走遍了太行山、天目山、庐山等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冰川遗迹。

    1933年11月11日,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年会上,宣读了“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论文,郑重其事地宣称,长江流域在第四纪确有冰川遗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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