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的经济地理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作为一门科学，它比较年轻，但就其萌芽和渊源来说，却是一个极为古老的知识领域。总观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古代情况，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只是逐步积累着有关地理环境、生产活动及其分布方面的知识，而且只能说是经济地理知识的萌芽，还谈不上有规律性的知识；其次，那时候的经济地理还不是单一的、独立的，而是同自然地理与其他自然、人文等内容全都包含、混杂在一起的知识领域。

大约在100多万年前，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为了生存，地球上的人类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地理环境的。最初，他们必须知道何处有鱼可捕，到什么地方去打猎，到哪里去采集可供食用的果实和块根；也需要了解产品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以及周围部族的生产、生活情况。于是，就产生了关于社会物质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生产分布的远古时期经济地理知识萌芽。陕西西安市东郊的半坡原始氏族村落遗址，傍临浐河，背靠白鹿原，座落在渭水支流浐河的二级阶地上，依山傍水，既方便生活，又有利生产；五六千年前的“半坡人”选择此处作为他们的居住环境，说明他们对当地地理环境是经过细心观察的。这些例证所体现的经济地理知识萌芽虽然是相当零星、原始的，但却可足证经济地理实是一门渊源极早的知识。

一般地说，科学知识真正萌芽的时期开始于产生了文字记载。在中国，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问世的《尚书·禹贡》一书，假借大禹治水时的纪录，以 1207个汉字的篇幅把当时中国的疆域区分为九州，并分别记述了各州的山川、水利、土壤、植物、田地肥力、土地利用、物产、贡赋、交通等情况，堪称是一篇原始的区域经济地理著述。公元前1～2世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遍游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撰成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其中《货殖列传》一卷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从上古到西汉初年，各地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和城市以及地区差异，便于人们认识当时全国的农业状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对于城市，则从交通条件、经济背景等方面进行地理分析，是极有价值的中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名著。东汉史学家班固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书中所收刘向所著《地理》，为中国史书中首次出现以“地理”命名的专著，开创了按行政区划编纂地方志的记述体例。从此以后，大凡历代正史皆包括有地理志，记述各地山脉、河流、人口数量、矿藏物产、经济发展、风俗民情和行政区变迁等资料；其中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述多和自然环境、历史、社会情况相互混杂。此类地方志以后连绵不断，特别是公元9世纪（五代）之后，其编修数量更是大有增加。迄至 1949年的1000余年中，据估计全国各地先后刊行的地方志总数达到1万余种，计10万多卷。这些历代方志所包含的经济地理资料尤为丰富，且较翔实具体，实为中国古代地学一大宝藏。可见，古代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具有独特传统，成为古代、尤其是封建时期中国地学发展的一大特色。

在西方，古代的地理学明显地形成两股潮流，即偏重于记载、解释自然界的宇宙派；及着重于区域的记述，特别是记述各地人文现象的地志派。特别是地志派的潮流，同古代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传统遥相呼应，不少国家早期的经济地理著述也常以地方志的形式出现。公元前2世纪左右，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航海事业有所发展的背景下，罗马史学家兼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公元前 64年～公元 20年）撰成 17卷《地理》一书，描述了当时世界的地理情况，书中把世界分成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即今非洲）三大洲，记载了各地的自然和人文概况。之后，随着旅行、探险以及商业航海的进一步发展，阿拉伯各国在公元9世纪也编纂各种地方志，记述各地的物产和交通线路情况。

12～14世纪的十字军东征，14～15世纪欧洲出现文艺复兴，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发生和15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旧的世界界限，西欧各国纷纷向海外经商和殖民，对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经济活动、交通运输、商业中心等各方面状况广泛地作了考察研究，以搜集、积累和记述大量自然、人文、地名、物产等资料为主旨的记述地理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地理这一知识领域也从地理学分化、独立出来，并以商业地理之名出现于世。商业地理学后来也就成了经济地理学形成、发展中的主要源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