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师发现现有的教材绝大部分内容都比较过时、落后或者不适合学生学习，那么，教师就可以考虑用另外的教材替换现有的教材。在传统的教材制度背景中，更新、更换教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当市场上出现多种版本的教材和相关的课程资源之后，这种更新、更换教材已经不是新闻。

一、解释：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更新教材”也可以视为“补充教材”的形式。它意味着教师用新的教材替换所有或绝大部分教材的内容。而“补充教材”虽然也更新了教材，但它以维护原有的教材为前提。

　　“更新教材”是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没有必要期待所有的教师都有更新、更换教材的能力。教材的开发与编写需要专业的素养和额外的时间。一般教师缺乏专业的训练，也缺乏额外的时间。

　　但是，总有一些教师，他们凭借他们自己的宽阔的阅读和丰富的经历，大量地提供补充材料。只要这些教材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意义的，那么，这些教材是可以进入课堂，成为学生学习的基本材料。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份案例。一是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二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黄玉峰老师对教材的“反叛”；三是北京大学附中张思明老师的“数学建模”。从这三份案例中可以看出，语文课程领域比较容易“更新”，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比较难以更新或更换。

　　案例1：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

　　王泽钊，山东青岛市一位有着18年教龄的高中语文教师。

　　令王泽钊屡屡撞南墙的起因是：从18年前成为教师的那天起，王泽钊就嫌语文统编教材“课文没几篇有人文价值的”，而有的“简直就是在说谎！”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自编教材给学生授课。从最原始的刻钢板油印，历经后来的胶印，到如今“鸟枪换炮”，他自编的这套150万字的高中语文教材已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他教的学生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很多学生视他为“最难忘的老师和最知心的朋友”，甚至有学生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但他从教18年换了4所公办学校，在最后一所公办学校组织的考核中因得票太低险些下岗，最后被领导“出于保护”降格使用。

　　王泽钊却不领情，毅然辞去了公职。目前在私立学校兼职的王泽钊说，他的理想是办一所“让学生永远怀念的学校”，这所学校可以没有游泳池，却一定要有最好的图书馆——“不是说游泳池不重要，而是很多学校只是把它当个摆设，从来不用。”

　　王泽钊的这套教材出版者最初命名为《新语文——决胜高考》。王泽钊很不满意，要求把“决胜高考”4个字给去掉：“决胜高考，太狭隘了！”他反对把高考当做学习的惟一目标，认为“高考不过是雕虫小技”。

　　王泽钊的《新语文》拿在手上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打开来看，有相当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鲁迅、茅盾、巴金、海明威、罗素、加缪、卡夫卡等现代中外文学大家也都一一在座，许多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也都能从中找到，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池莉的《烦恼人生》、王小波的《智慧与国学》、梁小斌的《中国，我把你的钥匙丢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雨夜》等等。此外，还有往届学生的优秀作文，甚至还有崔健的摇滚歌词《一无所有》和《一块红布》——“因为学生喜欢”。

　　王泽钊说：“有报道说我是挑战现行教材，其实我没有挑战它的意思，我只是让它成为我的教材中的一部分。统编教材20多篇课文，很多学生拿到新书一个星期就翻完了，却要用一个学期来学，不是很可笑吗？”统一发下来的新课本到手后，他往往只选择他认为好的篇目让学生读，时间大约是三周，之后便束之高阁。

　　有人担心：功课最为繁重的高中学生要学150万字的《新语文》，会不会压力太大？王泽钊认为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学生认知水平低的基础上的，其实学生能量巨大，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他的兴趣。他的很多学生就在高三时读完了《庄子》、《史记》、《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

　　也有人对王泽钊的学生不读“书”(教材)却能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感到不可思议。王泽钊感到这种想法很奇怪：“素质提高了，不可能分低呀！”他认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非矛和盾的关系：“谁说分数高就是应试教育？我就是素质教育！”

　　北京大学新闻系在校学生邵夷贝这样写道：“王老师好，王老师好，王老师的班里学生地位高；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立功劳。我不是傻乎乎的只会唱赞歌，我是在高考作文拿了满分后才明白的，只有王老师的教学思路才能真正和高考语文有得一拼，而我只是一个快乐的受益者罢了。”

　　刘承智大学时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他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就是在高三那年，他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直到今天，每看到一本好书，他还会打电话与王老师“分享”。

　　正在加拿大留学的侯晓红说：“我从未遇到像他这样的老师。其他老师讲课平淡，所讲的课本上都有，可不听他的又不行。而王老师完全不用课本，信手拈来，既幽默又有感染力。每天上完课，同学们都忍不住重复讲述老师讲课的内容，他讲课的内容甚至也成为我家餐桌上聊天的内容，以至于哪天我不讲连爸爸妈妈吃饭都不香。”

　　王泽钊在《新语文》的序言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用统编教材：因为学生需要有生命的文章，需要高品位的文章，需要有情趣的文章。他认为“寓教于乐”有三层含义：第一应使学生学到有价值的知识或受到美的熏陶；第二，要让学生多接触一些有趣的作品，有趣的作品当然吸引人；第三，多给学生介绍好玩的作品，好玩的作品可以说人人喜欢。

　　他的语文课远远超出了很多人印象中的模样，音乐、美学、艺术、摄影、时事、对人生的看法都可以在课堂上开讲。天马行空，信马由缰，也是形容他上课风格用得最多的词藻。

　　按王泽钊的理解，语文的工具性通过高中以前的学习已经足够了，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应注重情感性，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他在为学生选作品时，尤其注重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要让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才能热爱学习。”

　　在踏上教坛之初，王泽钊任教的学校只有一套铁笔、钢板，他自嘲自己“常常厚着脸皮霸着”。每每发现有短而精的作品，就等同事们都下了班，连夜刻写。进入90年代后，学校有了胶印机，条件有了好转，只是苦于“审批”不容易通过——印复习资料再多也很容易通过，印他和学生精选的文学作品则不太容易。学校领导说：“就你特别，人家都用上边发的教材，你为什么不用？”

　　因评语改革而闻名、被中央教科所授予“科研型校长”称号的曹潇泉老师，曾与王泽钊在一所私立学校共事。她说，在认识王泽钊之前，就听说他是个“怪人”，独来独往，我行我素，听了王泽钊的课后，她建议其他老师们都去听听——“太不一样了！”

　　曹潇泉老师说，王泽钊上课已经不是通常说的“老师是一桶水，给学生一杯水”的概念了，而是引导学生去寻找活水的源头。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爱学习和会学习，王泽钊都做到了。他最可贵的是这种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意识，值得学习和好好研究。不过，他认为，王泽钊编写的教材并不是每个语文老师都有能力驾驭的，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语文老师。
　　本文标题：第一章 教师的课程智慧(教师成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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