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记载，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外侯俞之间相战。汉王朝派牂柯太守陈立去处理，他诱杀了夜郎王兴后，兴的岳父翁指率众反抗。陈立引兵破坏其水道，夜郎人大为震恐，斩了翁指的头献给陈立。

    夜郎国同内地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四川的特产枸酱就是由夜郎商人贩运到广西广东一带的。而夜郎的特产筰牛、髦牛又常运到四川贩卖。

    荀子名况（大约生活于公元前３７０年至前２２７前之间），是战国末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已有很大发展。例如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是地学、数学、力学等学科发展的体现，而精耕细作又是农学、生物学等学科成就的应用。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派的精华部分，即所谓的自然天道观。

    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就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和“万物”等运动着的自然现象。

    而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是有自己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类社会统治者的好坏为转移，也不受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问荀子，“雩而雨”（“雩”是当时为祈雨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回答得很好，说：“犹不雩而雨也。”他的这种自然观是与天文学、地学等方面的观察研究取得的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针对西周以来对“天帝”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危害情况，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认为，无视人的作用，只考虑到天，自然了解不到万物的真实情况，他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反对听天由命的天命观，他指出人类对于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能够“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他进一步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方面表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对于地理学的发展十分有利。

    地图的测绘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国地图学的发展，以这个阶段最为重要。

    这时地图的测绘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范，制图理论也已确立，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制图学科学方法论的建树时期。以后一直为我国制图学者所遵循，直到清初情况才有改变。

    １９７３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可以说明这一时期我国的测绘技术已经达到了具有相当水平的阶段。

    地形图的主要部分比例缩尺约为 １／１８００００，地理范围包括现在湖南省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当时为诸侯国长沙国的南部。

    这部分图的精度相当高，如果把这幅地形图与现代南岭地区的地形简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深水（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经接近于现在的地图。

    我们知道，潇水流域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测量地物的距离不能以人行的路线为准，需要求出水平直线距离绘图才能准确。

    间接测算极高和极远，在西汉时主张盖天说的学者已经采用重差法。刘章在《九章算术注》中有用重差法解决间接测远、测山高、测城邑大小等问题。地形图的测绘已经开始利用当时数学的光辉成就，所以精度比较高。

    地形图和驻军图的水系都用单线绘出，而且上游细、下游粗，与现代地图上的水系绘法基本相同。山脉在地形图上用闭合曲线加晕线表示，很像现在的等高线画法，可惜在后来的地图上很少沿用。

    驻军图是一幅彩色地图，水系用田青色描绘。驻军图的山脉表示方法不如地形图，且不为后来所采用。地形图和驻军图上的地名都按政区等级分别注记在方框或圆框内。

    当然，并不是当时所有的地图都具有这样高的水平，就如同一幅地形图，其中五岭以南部分，就相当粗陋，而一般使用的行政区图可能都不很精确。

    因此后世有人对这些地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都“不精审”，即“不设分率”（比例尺），又不考证“谁望”（方位）。是“不可依据”的。

    这位叫做裴秀的西晋人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１８篇，在序言中提出绘制地图必须遵守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虽然是前人在实践中已经做了的，但裴秀把这些宝贵经验加以总结提高，明确规定“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谁望”、“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邪）、“迂直”（还取直）六条准则，从而建立了我国传统制图学的理论。

    他要求地图要有比例尺，地物方位要准确，这些原则仍然是我们今天测绘地图所必须遵守的。我国土地辽阔，边境地区又多天然屏障。早期有关域外的地理知识大都在传入时几经中介，因而很容易带有神秘和怪异色彩。

    到了汉代的时侯，由于政治、军事和宗教上的原因，有更多的人专由陆路和海路到国外去、人而增长了关于域外的地理知识，有关域外的地理知识是从汉代迅速发展起来的。

    西汉王朝为了阻止匈奴的南下和通好西域诸国，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带）、西亚（伊郎高原、两河流域一带）和南亚（印度一带）的地理情况并写有书面报告。

    《史记・大宛列传》就是根据张骞等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它们是最早记载中亚和酉南亚的地理专著。

    这本著作对于当时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侯以及道路的里程等都有所介绍，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并为今天研究中亚一带的历史地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自张骞等通使西域之后，沟通了我国与西方各国人民的联系，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交流。

    由于我国是蚕丝之乡，丝绸织品极负盛名，为输出物品的大宗。丝绸在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备受欢迎，凡经营中国丝绸的商人无不获得优厚利润，沿途往返贸易丝绸者络绎不绝。

    因此从长安西行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就成为联系东西方人民之间友谊，加深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信任、理解的“丝绸之路”了。丝绸之路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也可称为增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意识，搞好古老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而且这也是必由之路。

    从以上域外地理知识发展的情况来看，增加较多的是对中亚、南亚，即与我国西部有陆上交通可以往来的地区的认识。当时通向西方的陆上交通虽然也很方便，但与尚未应用指南针的海上交通比较，可能要安全一些。

    但不知人类有了纪元以后，古老中国的这一艘年轻的地理航船，将会开往哪一个方向，整个人类的地理航船，又会往哪一个方向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