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市规模体系的动态变化加速

解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速度比较慢，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化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要增加 100—200万城市人口。因此，解放以来我国城市的数量及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城市规模体系的结构也有较大变化。

建国后40余年中，大城市及中小城市数量增加的速度非常快，1993年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已达32个，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达36个，中小城市数量也急剧增长（表5－7）。此外，我国建制镇的数量已超过1万个。

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是城市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波动必然影响各级城市数量的变化。表5－7显示，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1960年比1957年分别增加了1/3和1/2，而中等城市数量反而有所减少。在其后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文革”中，特大城市中的“逆城市化”最为显著，1970年的人口仅相当于1957年的人口。80年代后，由于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特大城市的数量及人口才有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尽管几十年中强调“积极发展小城市”，但1978年的小城市数量及人口均低于1957年的水平，直至80年代后才有显著增加。可见，正常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政治稳定作保证。

表5－7 各时期城市规模及分组人口的变动

四、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除京津沪三直辖市外（亦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省区多位于东北、华北、西北，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区。中等城市化水平的省区主要在沿海和中部地区，如广东、湖北、山西等省区。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省区从西南向中部地区延伸，如云、贵、川、桂、湘、豫、皖等省区。东部沿海一些省区，如江苏、山东等的市镇非农业人口绝对数都很大，但其反映城市化程度的指标并不比新疆等省区高。

我国城市化程度的省际差异是自然、政治、经济等因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学强利用1978年的资料，以各省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工农业产值比值、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农业产值、人均国民总产值等分别代表各省区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检验它们与城市化程度的省际差异之间的关系。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影响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两个主因子：工业化因子和人口密度因子，两者可解释77.5％的变量变差。然后再将这两个因子作为变量，以城市化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负相关系数达0.86（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能解释74％的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多元回归式为：

城市化水平（％）=13.17+3.35工业化因子-4.14人口密度因子。

这一回归式非常有价值地说明，一个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进展有正相关，而且与人口密度有负相关。这就不仅解释了我国东北、西北和华北部分省区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而东部沿海省区提高较慢的原因，同时也可说明，在一个国家内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由于这两类省区的条件和基础不同，因此，所执行的工业布局方针和户口管理制度等有一定差异，这就势必影响其城市化速度和空间形态。可以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是工业布局和控制市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政策的产物。前者促进了人口密度低的东北、华北、西北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后者制约了东部和中南部分省区的城市化。

80年代以来，各地控制市镇非农业人口增长的政策都有所放松，但由于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明显扩大，使东部沿海一些原来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上升较快。这表明，归根结底，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更大些。如广东省1993年的城市化水平达22.2％，较1978年增加10.6个百分点；同年，江苏省的城市化水平达21.7％，较1980年增加9.6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这两个省农村中的职能型城市化水平十分显著，实际城市化水平较统计数字还要更高一些。

第五节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

80年代初，我国城市地理学界率先就公元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行预测，其后对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波及其它学科。由于各个学者对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因素理解不同，预测的方法和结果也有所不同。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预测法有以下几种：

一、商品粮供应率预测法

这一方法是由吴友仁提出来的，其理论依据显然来自于城市化的两个前提。根据他的观点，我国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速度和规模，归根结底取决于农业生产水平。由于我国城乡人民的主食以粮为主，解决粮食的基本国策是依靠自力更生和立足于国内，所以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速度，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速度，最终都将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水平，取决于粮食产品的商品率。

预测分高、中、低三个方案进行，即假定粮食产量以平均每年分别递增5％、4％、3％的速度，推算20世纪末我国粮食生产的水平，再拟定届时粮食商品率为20％，城市人口人均用粮700斤计，推算商品粮可能供应的非农业人口数和城市人口数。按粮食不同增长速度，2000年我国城市非农业人口分别可达到3.55亿、2.82亿和2.32亿。考虑到解放以来，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以4％左右居多，三方案中中方案的预测结果比较切合客观实际。此外，吴友仁也考虑了未来基本建设投资额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假如粮食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基建总投资较解放后前30年提高1倍或更多，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为12亿，城镇人口将达到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5％。

由于上述预测时间较早，80年代以来有些情况已发生变化。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随乡镇工业的出现而兴起的农村小城镇的发展等等，都为城镇人口的增加增添了新的途径。此外，方法本身也有一些须商榷之处，如粮食产量不可能每年递增，而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一定比例，用商品粮的供应情况不可能预测每一年的城市化水平。再如，通过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可解决一部分地区粮食不足的问题，如近年来，广东省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而造成的粮食不足问题即为一例。

二、国民生产总值预测法

这一预测法的理论基础是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1982年，周一星在对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一个一元回归方程式：

y=40.55lgx-74.96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是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至1000美元，将这数字代入上述方程，得出的城市人口比例为42.7％至46.7％左右。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应将届时城市人口比例校正得低一些，即30％左右。

采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来预测城市化水平，无疑考虑得更全面一些。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回归分析所揭示的只是一般规律，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有很大差异，预测的结果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校正。因此，这一方法只能预测未来城市化水平的大致趋势。另外，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也存在着技术性问题，因为这一指标通常用美元作单位，由此牵涉到物价水平、汇率变动等问题。

三、多指标综合分析预测法

以上述两种预测法为基础，城市规划部门曾采取多指标预测后再加以综合的方法预测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首先，按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预测，包括商品粮增长预测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两方面；其次，按工业增长速度预测；第三，按国民收入增长率预测；第四，按基建投资可能性预测。最后研究结果，归纳为高、中、低三种方案，即全国2000年城镇人口分别达到4亿、3.6亿和3.2亿左右。在对城市人口数量预测的基础上，还就城市化用地规模进行了预测。

我国城市化水平预测的难度大大高于对总人口增长的预测难度，因为后者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进行（国际移民可忽略不计），而城市则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农村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因此，在预测城市化水平时，需要对城市和乡村进行广泛的分析。而且，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因素，例如我国对城乡采取的不同生育政策对城市化的速度就有一定滞后作用。为此，当前急待发展一种系统分析方法来进行城市化水平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