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

城市化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城市化的动力是不够的。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实行控制城乡人口迁移的政策，以避免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再如，我国解放后的前30年中城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为其它国家少有，这是政治因素干预的结果。因此，当前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讨论正转向多因素分析。

推拉因模式是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动力的一种模式。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把农村人口拉了进来，“拉因”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乡村破产使乡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人口膨胀，“推因”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

1970年马卜贡杰（Mabogunje）提出了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该模式认为，城乡人口迁移的原因不仅在于移民本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农村和城市的控制性次系统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能，它们是控制移民数量的机制。

农村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农村各种组织机构、家庭和家族等来实现。农村地方政府及有关组织如果能发挥其组织功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就有可能打消不少潜在移民的移居念头。不过，教育水平的提高往往使农村青年憧憬城市生活而移民。家庭和家族不会允许未成年的潜在移民单身移居。成年人的婚姻状况、奉养父母的需要也是潜在移民的牵制性因素。此外，财产继承权的制度，是多子平分还是由长子继承也往往对移民数量有所影响。

城市控制性次系统主要通过寻找住房和职业的难易来实现。寻找住房和职业的难易可以起到制止或鼓励农民移入城市的作用。而政府的有关政策规定可直接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如房屋、土地价格的制订，对木屋区或贫民窟居民的态度，对摊贩的管理以及是否设置职业介绍所等都会影响移民的数量。

社会经济文化的调节机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离乡背井的农民进城生活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重新学习求职之道、社会规范，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城市自身需要调节，多建房屋和创造就业机会，以便扩大人口容量，应付新来的居民；农村也需要调节，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改变产业结构，以适应失去劳动力的新情况。假如，上述三方面的调节机能失灵，往往会使移民返回原地，或发生其它社会经济问题。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调节机能。上述情况说明，由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城市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必须深入研究，慎重处理。

马卜贡杰特别指出，系统分析模式要比推拉因模式好，它除了能分析城乡控制性次系统和调节机能外，还考虑了各种系统间的联系，包括正负反馈和信息流动。正反馈意味着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增加，负反馈则表示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减少。只有深入分析各次系统联系的内涵，才能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城乡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过程（图4－2）。

城乡人口迁移的系统分析模式所描述的内容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但思考问题的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如我国农村人口自理口粮、进城落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多，有些地方少？有些人进城后能稳定下来，有些人却要半途返回农村等，我们可以借用马卜贡杰模式的某些方法，结合国情，进行分析研究。

四、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本世纪70年代起，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研究中，出现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城市问题理论基础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哈维（D.Harvey）、美国的卡斯特尔斯（M.Castells）等，他们的观点形成城市化研究中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学派，在当前西方国家的城市学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哈维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的研究应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的本质及所产生的城市问题的根源。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控制着生产资料，而资产阶级的生产目的是追求资本积累，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者多采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进行分析。例如，哈维认 为，资本家为了在生产中取得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即相对剩余价值，可以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与协作的组织和更新固定资本（机器）来实现。在此基础上，哈维进一步提出资本“三次循环”的概念。资本的第一次循环包括在生产之中，在不变的劳动生产率条件之下，经过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一部分以奢侈品方式满足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需要，另一部分以工资货物的形式保证劳动者的再生产条件，使他们的劳动力继续投入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然而，由于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表现在商品的过度生产、利润率下降和剩余资本等方面。这些问题刺激了资本转向第二次循环和第三次循环。第二次循环包括固定资本投资和消费资金两方面，前者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含在生产过程之中，另一部分起着为生产服务的功能，哈维称之为生产性建成环境。同样，消费资金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直接包含在消费过程中（如各种耐用消费品），另一部分起着为消费服务的作用，称之为消费性建成环境。资本的第三次循环指在科研和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消费，如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投资。

由上可知，哈维所称的资本三次循环中，以第二次循环和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生产性建成环境（工厂、仓库等）和消费性建成环境（住宅、居住区道路等）共同组成城市建成环境。哈维给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下的定义是，由无数不同要素——道路、运河、港口码头、工厂、仓库、下水道、公共建筑、住宅等组成的复杂的、混合的商品，其中每一种要素都是在不同条件下按不同的规律进行生产的，而某些要素，如交通网络，既起生产性建成环境的功能，又起消费性建成环境的功能。建成环境是一个总的一般性的概念，它具有长期存在、难以变动、空间上不可移动、需要大量投资等属性。由于对建成环境的投资通常是大规模的和长时间的，因此，对资本家个人来说往往难以胜任，这就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两次循环间的流动。

哈维对资本三次循环的分析进一步拓宽了城市化的研究领域。如前所述，城市化的定义除包括人口的转换和集中外，也包含着地区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和城市地域空间的转换过程，但由于人口统计资料比较易得，使得以往的城市化研究多从人口转换的角度进行。随着新的理论及城市建成环境等概念的提出，以及衡量城市建成环境动态变化的多项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提出，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其它转换过程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手段。与采用传统理论和人口指标分析城市化相比，新的理论和指标有以下特点：

（1）由于城市建成环境是城市化的物质体现和结果，通过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换。特别是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分析，可以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生产性建成环境和生活性建成环境各自的发展过程。例如，我国城市在解放后的前30年中，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集中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特别是重工业方面，虽形成很多工业区、工业卫星城镇，但住宅区的更新与发展比较缓慢。80年代以来，城市基础设施与住宅的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不仅提高了城市现代化的程度，而且随着大批新建住宅拔地而起，城市地域面积急速扩展，城市的用地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显然，这些城市化进程中的特点是城市人口指标不能反映的。

（2）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衡量的城市化水平总是不断上升的，但如用投资等指标计算，却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哈维认为，受资本第一次循环中积累周期的影响，在建成环境中的投资也具有周期性，但建成环境本身是一个物质实体，各要素的自然和经济寿命也影响对建成环境的投资。研究表明，美、英等国建成环境中的投资周期介于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朱格拉周期”和长达50年左右的“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之间。戈特里勃对8个国家30个城市建筑业周期的研究也发现，建成环境中的投资周期约为15—25年。一般地说，当建成环境中的投资处于上升期，城市化进程就加快；反之，城市化进程就减缓。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周期或波动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周期与人口城市化增长速度的波动存在着相当密切的一致性（详见第五章中的有关内容）。

（3）若干发达国家已完成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当前正处在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的阶段。对此，若仍从人口城市化角度考虑，会得出这些国家城市化逆向发展的结论。显然，这与真实情况不同。沃尔克认为，郊区城市化也是资本从第一次循环转向第二次循环的例子。他认为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即消费不足的问题至少部分地被郊区的发展所缓解。随着郊区的发展，在独家住宅和有关耐用消费品如洗衣机、冰箱、汽车等方面进行各种投资的可能性，通过联邦住宅管理局的住房贷款补助和快速公路建设等政府干预措施极大地加强。哈维认为，美国联邦政府1972年削减了6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利息税收和房地产税收，使住房建设经历了战后一个显著的繁荣时期，由此产生美国现代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是以低密度的郊区城市化的发展，包含城市基础结构及家庭设备等在内的强大的乘数效应和个人及地方的政府加强投资活动等为特征。此外，交通工具的变革对郊区城市化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以上所述显示了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一些优点，如果和传统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无疑会加深人们对城市化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