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区分析的指数

史域奇和贝尔用三组社会描述变量分别表示“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种族状况”三个概念，并将这三个组变量组合成三个复合指数。表示社会经济状况的复合指数为职业（体力劳动者比例）、教育（受教育不到九年的成年人比例）；表示家庭状况的复合指数为生育率、就业妇女（妇女劳动力的比例）、单身居住者（单身居住者的比例）；表示种族状况的复合指数为种族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比例）。他们根据这三个复合指数进行社会区类型的划分。具体方法为：

（1）以人口普查带为基本单位。根据普查资料，将三个复合指数的变量标准化，标准化值的平均值（未加权）则为衡量复合指数的指标。

（2）图11－9中纵坐标表示城市化（家庭状况），横坐标表示社会地位（社会经济状况），其范围都是0—100。将两指标范围四等分，从而形成16种类型。种族状况复合指数值是衡量种族隔离程度的尺度，数值以上表示种族隔离程度高，数值以下表示种族隔离程度低。

（3）用经过处理的数据作图。数值相近的普查带被组合成一类社会区，并把具有高种族隔离程度的普查带用点表示出来，由此可绘制出城市社会区类型分布图。

史域奇和贝尔的社会区分析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①社会区分析没有理论支持；②社会区分析没有解释社会分化怎样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由于这些不足，社会区分析方法逐渐萎缩。

三、因子生态分析

今天，研究城市内的社会空间结构虽然沿用社会区概念，但是，多因子统计归纳法已经取代了史域奇和贝尔的社会学解释。这种新的研究，又称为城市因子生态系统（Urban Factori-al Ecology）。

1.因子生态分析方法

这一方法多从人口普查的资料中，抽取有关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及房屋等指标为变数，基本面积单位可以是街坊，也可以是较大的人口普查地域单位。然后对此资料矩阵进行因子分析，按因子载荷量的高低对各因子冠以名称。求得的这些因子，可以视为城市内社会空间变异的主要支配性因素。以因子载荷量矩阵乘以原来的资料矩阵，得出因子分数矩阵，可以绘成每一因子的因子分数图，也可以进一步纳入聚类分析，透过联系树便可把性质相似的地域单位聚集成社会区。

图11-11  因子分析计算结果之一：因子负荷矩阵

因子生态分析最重要的结果是因子载荷量矩阵。若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社会区分析中的社会描述变量的因子载荷量矩阵可简单地表示成图11－11。图中纵列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是社会特征描述变量。横行表示从六个描述变量“抽取”出的三个主要因子，符号“●”表示因子与变量的相关程度高，“○”表示相关程度一般或较低。结果表明，“经济状况”与“职业”及“受教育程度”相关，而“家庭状况”则由“子女”、“家庭主妇”、“单身居住者”决定，“种族状况”由社区中的“黑人比例”决定。

因子生态分析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方法。其优点在于把较多的统计变量归结为较少的因子来说明观察对象的性质（当然要保证抽取出的少数因子不致于“失真”）。这有助于把问题“简单化”，并且可能基于抽取出的因子建立新的概念来解释观测变量的变异性。进一步便可以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找到新的规律。

但是，因子分析也有明显的缺点：第一，大多数因子没有实体的意义，而只有抽象的综合意义，这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它只是头脑中的抽象、综合概念，同眼见手摸的“房屋质量”、“学历程度”不同。第二，因子分析常常受到来自哲学方面的批评，具体地说，受到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批评。一般说来，某项陈述如能成立，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否则不是同义反复就是毫无意义。在因子分析中输入任何数据都会得到某种结果模式。这一事实在评价因子分析的结果时必须考虑进去，因为因子并非总是有意义的。辩证的态度是把因子分析作为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使用的研究方法。

2.因子生态分析举例

地理学家罗楚鹏（C.P.Lo ）于1975年曾根据香港1961年和197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用这一方法分析了香港社会生态结构的变化。香港人口统计地域单位27个。他从两次人口普查中各抽取20个数据指标作为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两年的数据指标基本相同，但因两年人口普查的指标本身有变化，因而有少数指标有所不同。

因子分析的结果，1961年的资料归纳出六个因子，它们是：①高收入海外人士；②低收入白领及蓝领人士；③老年工作者；④年青的移民；⑤种族；⑤性别。六个因子解释84.34％ 的变量变差，其中头两个因子就能解释总解释量的60.47％。

1971年的资料归纳出五个因子，它们是：1）高收入非广东人士；2）低收入蓝领人士；3）高收入海外人士；4）公共屋村居民；5）性别。五个因子对变量变差的解释量为85.15％， 其中，前面三个因子最重要，占75.2％。

分析表11－1所示每一个因子对各变量的因子载荷量，说明每个因子与各变量的关系，从而显示出各因子的特征。如1961年因子，高收入海外人士比在其它国家出生人口（因子载荷量0.943）、受大专教育（因子载荷量0.903）、中等年龄组（因子载荷量0.898）、居住免费房屋等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大，关系密切。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1961年香港因子生态的模式是种族、社会经济状况和年龄与性别起主导作用。种族是社会经济的指示剂，也就是说，少数海外人士通常处于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年龄与性别是人口统计特征，与生命周期的阶段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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